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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两代:游牧经济的崛起

  秦帝国鼎盛时期,作为北方典型游牧民族的匈奴,人口数量还比较少,居住得也比较分散,并未合成一支完整而强大的政治势力。秦帝国终结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经历两代匈奴单于的整合,在中原大混战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综合实力非常强大的社会群落。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匈奴时,曾谈及过这个问题。

  有关匈奴社会的发展脉络,由于没有更多且详尽的资料证明,故无法提出疑义。只是有一点经济问题,让人比较难以理解。古书中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介绍,多称他们不从事农业耕作,日常饮食只局限于动物类食品,即肉、奶等完全来源于牲畜的食品。先不论营养问题,单是这食物的来源渠道,就很成问题。首先是渠道过于单一,其次是产量有限,这两点欠缺造成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极弱,同时难以满足人群正常的生存需求。以人正常的营养需求来看,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有一定比例的植物类食品,只是他们获得植物类食品的方式不像农耕民族那样靠深耕细作,而是比较粗放的简单采摘。
  

  匈奴人的社会群落整合,与其社会结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经济结构改变,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是促使社会群落主动合并的原动力。关于经济体规模与抵抗风险的关系,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经济模式,其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较差,人口增长速度稍微放快,社会群落内的经济链条立刻就会绷紧。至于遭遇到些许天灾人祸,社会秩序因经济动荡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社会群落内部无法消化经济压力,那么就会转向将经济压力施加给周边临近的社会群落。

  

  河套地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其意义之重大几乎等同于命脉。因为这里富足的经济环境,是扩大社会群落经济弹性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资源,是承载游牧文化的重要载体。失去这个地区,就等于失去了社会群落的半条命脉,所有战略发展规划都将改变,这必然是匈奴人不愿接受的。然而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正面对抗强大的秦帝国军队,只能将经济生活区迁移至秦帝国军队的军事打击范围之外。

  

  由于游牧民族生活习惯所致,他们几乎长年生活在马背上,对于马匹的驾驭能力要远优于农耕民族。如果将这特性应用到军事技术中去,将会对部队的机动性和杀伤力带来巨大的提高。对于匈奴人来说,几乎不用特意的训练,就能将骑术转化成军事技术。这种高机动性、高灵活性与高杀伤力的结合,使得匈奴人的小股武装力量经常能骚扰得秦军不胜其烦。为了降低匈奴人游击的威胁,秦帝国军队在司令官蒙恬的指挥下,开始建立朔方之城,同时迁移人口对此地进行经济开发。汉帝国大将军卫青主持建立的朔方城,正是基于秦时蒙恬建城旧址,对其进行翻新加固才成的。

  秦始皇逝世后,帝国内部产生突变,随后各地的武装叛乱扰乱了帝国的一切秩序。原定的筑城计划随着这场内乱,终因无人督促、负责而流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既定的千秋霸业蓝图都半途而废,何况区区一个朔方城。帝国内乱期间,受政治胁迫的移民开始私下里离开了河套之地,或是返回故乡,或是逃向山野,总之是逃离开险地避祸去了。边防的压力减弱,使得匈奴人再次活跃在河套地区。

  

  秦汉交替的八年战争里,几乎摧毁了中原地区的一切经济带,而这八年则给了匈奴人充分的整合社会群落的机会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汉定中原后,匈奴业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社会群落。社会群落的扩大,势必使经济体扩大;经济体扩大,势必导致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的稳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口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推动了对更多资源的需求——这是建立在生产技术无提高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为争夺资源,公元前200年九月,匈奴悍然夺取了汉属地马邑(今山西朔州)地区,之后继续南进,于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地区与汉军产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汉高祖率军亲征,初战小胜,而后乘胜追击,结果于平城地区(今山西大同市东北)遭遇匈奴军埋伏,败走后退守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类别 :[历史][历史时期][经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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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52.69.*.*)]的评论 [回复 ]时间 :201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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